爱信不信——对彭禹的访问

    

爱信不信——对彭禹的访问

徐可手机短信：主要想写写你们最近的作品，我把问题发给你，你来写回答好么？

好

徐可：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年参加威尼斯国家馆飞碟的作品？

这个作品是让安徽农民杜文达带着他的自己研制的飞碟，去威尼斯在中国馆试飞。制造飞碟是这个农民自己多年来的工作，至于他自己制造这个飞碟用来做什么，当时我并不知到，可能是要去外星吧。运去威尼斯的飞碟是他制造的第三代，据说第二代曾飞起来一次，只是未留下可靠的证据。我找他的时候，这个第三代正在制造之中，在此之前还没有试飞过，我们让他把这个第三代运到威尼斯做第一次试飞，他认为这也是他想检验“能飞与否”的重要环节。

徐可：在网上电视上介绍过很多农民的发明，各省都有。你们为什么选杜文达？

很多，很多，光我们查到的就有飞机，飞车，机器人，潜艇等。也联系到其中一些人，看过一些他们的“成果”照片。但是这些人的发明有些已比较成熟可以投入生产，有的还不成样子，而且大多已经是许多国家在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既有的成型的产品，再发明也就失去了价值。只有这个飞碟是个例外，没有一个国家生产飞碟，也没有成型的产品借鉴，所以他这个设想和那些已成熟应用的产品无关，只与他的幻想，梦想，理想有关系，带有很强的原创性色彩，并且目的性极不明确。我们了解到，他的飞碟设计经过北航专家验证是合理的，并在特定技术上申请了国家专利。就是说理论上能飞，但这不代表实验操作一定成功，我想不出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和实用价值。这点倒是符合科学实验的精神。很多科学实验不带有为产品服务的目的。大多科学实验的基本目的是检验想法能不能成立和如何在实践中修正。选他去威尼斯试飞是想让他与我们现实的艺术背景发生关系。这个飞碟的试飞和这届国家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第一次，而他们发生关系的地点也很合适，叫“处女花园”。

徐可：通常人们会认为，你们和农民一起工作应该可以给他们一些在技术上的帮助，应该有专家检验这个飞行设备合格并安全系数很高，这个驾驶的人也应该是经过培训和考核或者要有“操作证书”。第一次威尼斯的国家馆么，你们带去的这个飞碟应该是肯定飞的起来的。这样才符合人们想象中的“成功”。

我们对于农民不提供飞行技术支持的，那是他的“科研”项目。我们不要造飞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他完成这个第一次试飞实验，同时就完成了作品。而试飞的任何结果都是在我们预期之中并可以接受的。我们的作品不是飞碟这个东西。如果让专家解决这个飞行动力学问题，让飞碟飞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想让他去威尼斯中国馆试飞，就把他的事情按照“人们”的想象来要求，那是强盗逻辑。相反，我们也没有必要让飞碟不飞，那是作弊。很多人批评讥讽他胆大妄为，自不量力，甚至脑子有问题。他觉得这种批评毫无价值，认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既不能给他带来新技术的帮助，也不能停止他头脑中对他的梦想追求。不要说批评的不对，即便是说的对，也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就象你问题里说的技术要求，听起来好象有道理，实际上是个无理要求。如果已经由专家检验证明“飞行设备合格而且安全系数很高”的话那早就是投产的产品了，也许现在正在投身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要么就真的成为人们照片中的UFO了！已经实验合格并投产的产品也不需要再实验，这是个常识。飞行人员是研究者自己，这挺符合科学研究实验的惯例，在没有技术成熟，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都是研究者自己亲自来完成实验的，这个时候要求操作者有“操作证书”是可笑的。这个证书可以等技术成熟以后，由他发给被培训者吧！可能人们对实验的特性不够了解才提出这样荒唐的问题，足见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徐可：有人认为你们直接“挪用了农民的飞碟”，所以作品的概念是要么做“飞”要么做“不飞”，而人们认为是一定是去那里飞的，可是飞碟没有飞起来就是作品“失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所谓的“成功”和“失败”？ 这是你们做这个作品的目的么？

对于判断一件作品的目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怎么能告诉一个答案呢。对于这种用飞和不飞来判定作品“成功”和“失败”的理论，我到是可以讲讲我在工作中的发现。开始在和杜文达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老是有话不说，遮遮掩掩，他的朋友和工人们也不是很了解他，我就经常和他聊天主要讨论安全问题，留意他的想法和一举一动，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与他谈天说地无话不说，终于发现了他的秘密！

我们的作品题目是叫“UFO”的，但是我不知到怎么回事被印成“农民杜文达的飞碟”了。可能老是这样说结果印错了。UFO，谁都知道这个词在英文里所指的那件事是什么。那是不能用人类的概念或想法解释的东西。完全不是人想象的那回事儿。

我说的话你就当故事听吧：我断定，他和我们根本就不是同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多年来造飞碟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到外星家园！

我想起不久前看过一期《探索》电视节目说：有个农民从70年代起遇上的怪事：他曾几次被人在夜里背着飞行，从江西一夜之间到了上海，他早晨在上海给老家发电报说要回家。当时的火车也没那么快，所以他认为背他飞的两个人是外星人，并证实说他们和我们长的一样，说一样的话。UFO是在二战前后被人们发现的东西，美国中情局曾经把它栽赃给前苏联，说是他们搞的间谍勘察。但是随着在西方的目击证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说法不攻自破。英国出现了麦田怪圈，在墨西哥曾经有飞碟坠毁过，自称被外星生物绑架者遍布全世界。飞碟的目击证人中，甚至包括美国的前总统卡特，他曾经递交过两次报告说他亲眼见到飞碟了。中国空军曾经在河北空军基地某机场发现UFO并追击过飞碟，但没有追上。然而各国都对此消息进行有意无意的封锁和保密。

有科学家断言在25年内一定会找到外星人。他的意思是外星人离我们并不遥远。难道外星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深藏不露？只是我们无法分辨？

杜文达说：“他一直想去西方试飞一次。”为什么要到西方试飞呢？在国内试飞了一次但显然没有成功，或者说无法完成他回到外星球的愿望，也许因为地点不够直接，而西方是UFO的发源地。从一些照片上分析那些看似成功的UFO好象都是在西方试飞的，所以去那边试一次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是他重要的经验。他认为那些被人拍摄到的世界各地的UFO照片都是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完成的，是在试飞时被人们拍到的。

我百里挑一选了这个造飞碟的农民，居然是个外星人！我决定帮助他这个回到外星家园的梦想，早日能和家人团聚。艺术不过是为了掩护他的逃亡计划，这才是重新定义艺术对于生活的真正意义！我曾担心人们会不理解，然而我意识到用地球人的思维能力怎能明白外星人的事。难怪那些批评他乱搞的人说的话对他没有起到一点作用，他的想法岂是这些地球人能了解的？岂是能用人的“飞”和“不飞”，“成功”和“失败”的标准衡量的？这样的非此既彼的思维考虑当代艺术问题都是有欠缺的，哪还能判断这个？

别以为好莱坞拍的电影都是蒙小孩子的，他们只是喜欢把没有公布的事情先用电影戏说一遍，让人们心理有点准备。也许那些好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一切都可能是另有原由？或者，当出现了一件我们人类看不太懂，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儿时候，人们就谎称它为艺术？艺术是掩盖事实的一种方法。

徐可：这听起来近乎是寓言故事一样的东西。这不是真的吧？

是不是真的也不重要，问题是关于真假的判断已经超出了人的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对真假已经不必要去追究，不信的人全当是胡说八道，信的人心里有数就行，只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否则愚蠢的地球人一定会骂你的。

杜文达曾设想了四种结果：“飞走，飞起来，飞不起来，在地上蹦。”但对于我们来说，四种结果中任何一种都可以接受。对于那些担心会“撞上美国馆”的人，我要对他说：这点想象力可远远不够啊！

我既不想嘲笑杜的想法荒唐也不想颂扬他的探索精神有多么可加嘉，因为“大批判”和“大跃进”是同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我们对杜文达不做评价。

徐可：很多人说中国馆还是在打中国牌，当代艺术里“中国牌”这个话题也是出镜率极高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会因为参加了这个展览就作它的赞美诗，但评价失去客观性就失去了价值。中国当代艺术已不再需要呕吐式批评。

关于中国牌，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这个概念太普遍主义。我不是个中国牌选手。中国牌是海外艺术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生效的暂时性策略，既是策略就不会永久有效。国内一些艺术家采用中国符号做的作品，使这个“应急策略”普遍化，铺天盖地的中国牌作品和对它的批评使它成为广义概念，极端主义者便以为他们找到艺术最大的罪人，这种批评者的全盘否定不过把中国牌翻过来打，不但没换牌，打法也停留在文革时期的“大批判”。现在要反省的早已不是打不打中国牌的问题。即便打中国牌，打什么样的中国牌，打的好不好是才是关键。中国符号只是一些词不是语法，死咬这些中国符号没有看到语法，打与不打，反与不反又有什么用？还只是叫嚣打不打中国牌的问题很没创意。中国牌从产生到现在被骂已经十几年了，掰开了，揉碎了也就是那几句，明白的人早明白了。冷静的人早已不再骂了，坐下来想解决方案，毕竟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只会狗咬狗一嘴毛。所以劝那少数几个祥林嫂别再絮叨了，词儿已经够熟了，别再练了。你就是再喜欢练口活儿，也得编新段子啊！

更搞笑的是我忽然想起一些骂中国牌的人，原来也是打中国牌的，而且是用书法来打的，只是老没有人家打的好，就改骂中国牌了。

徐可：在你们作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作品可以说是行为，也可以说是现场，也可以说是装置，我指的是用动物或者人来实施的作品，比如给斗狗设计一种跑步机，然后利用它们的生理特性让它们将打架变成象跑步比赛的“犬勿近”，还有用老虎包围一个展览空间，还有三个不同重量级选手的散打比赛，都是利用改变或设计新规则来产生新关系的作品，你们作品的材料都比较特殊，这个飞碟的作品选用的材料与其他作品的材料有不同么？这里有延续性的线索么？还有在国外用动物展览是比较困难的，黄咏平好象就有没展成的经历，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做作品不能靠任何不变的迹象或是靠一种材料延续及其所有可见的东西作为不变的理由，这是假线索，但是这个东西让人心里比较塌实，放心，有安全感。我觉得这是比较原始的维系办法。这种线索不是做作品的理由，只是重复的理由。有条件实施的作品为什么不做？做作品不是仅仅为了参加国外展览，但是国外的展览有国外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西方当代艺术和我们的不同。艺术家有权做超越规则的作品，但好的艺术家在有规则限制的情况下也能做出好作品。尽管有的时候作品不能用好坏来衡量，规则也不能一味的屈从。所以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解决，这是个人的事，还要看你碰上怎样的展览和怎样的策划人。举两个例子：去年韩国光州双年展就差一点展了这个“犬勿近”的现场。这个主策划人李龙宇是好几届的光州双年展的策划人，目前在韩国是比较重要的策划人，他想选这个作品参加并不是没有经验的表现，我认为他当时是想到如何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交涉的，而且韩国是吃狗肉的国家。但后来展览了骨灰粉笔和这个狗的录象，到不是因为谁反对，而是动物出入境的检疫手续太烦琐，以及狗的安置，饲养，看护开支太大；另一个是，费大为和安特未普美术馆的馆长来我工作室时，馆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案，我们就讲了骨灰粉笔的方案。他回答是：这个材料他们国家不能展览，有没有别的。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展览可能不适合我们，所以孙原说：有，不告诉你。但后来还是展览了这个作品，还是在他们美术馆的中心大厅里。后来我们和这个策划人熟悉了，发现他不过是试探我，他说：“艺术家是给我找麻烦的人，而我是给艺术家找麻烦的人。”碰到好的展览或好的策划人是一种机缘。

徐可：你们好象很少用重复的作品参加不同的展览？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展览场地和展览做作品？

不完全是这样，老虎的作品是和整个展览的策划，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观众之间构成的关系的，策划人给展览起的名字是“木马计”，有一半的艺术家是欧洲艺术家，策展人大概的想法是，当代艺术是西方的当代艺术，中国艺术家作为木马里的战士进入西方的当代艺术，而这又是在中国的展览，欧洲艺术家也可以同属作这个角色出现在这个展览里，这里存在谁进入谁的相互概念。我们则用老虎将整个展厅包围起来，是一个围合，让西方艺术家进入我们中国艺术家的围城里。观众所有的出入都由老虎的位置决定。而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选择出现的位置是这个艺术空间的所有内部边缘。在不同的展览做不同的作品，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作品无法保留，有的时候让作品与特定的展览发生关系更有趣。